历史2
发布于 2022-12-10 17:44:56
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乾隆皇帝于勤政殿召集皇子皇孙、王公大臣等宣示恩命:立皇十五子嘉亲王颙琰为皇太子。以明年丙辰,建元嘉庆元年。
也就是说,在皇位上稳稳坐了六十年之久,当时依然稳固掌握皇权的乾隆皇帝,准备应践阼之初“若蒙眷佑,得在位六十年,即当传位嗣子”的默祷,主动禅位让贤了。
对于乾隆皇帝的决定,包括皇十五子颙琰在内的皇子皇孙、王公大臣们自然无法理解也不敢承旨。次日,以礼亲王永恩为首,联合诸王公贝勒、文武大臣、蒙古王公等奏请乾隆皇帝收回成命的奏折上呈到了乾隆皇帝的面前,奏请乾隆皇帝“俯顺群情,即赐俞旨”。
王公大臣们对于乾隆皇帝的奏请,并非出于传统意义上的客气,而是发自内心的要求。毕竟,当时的乾隆皇帝虽然年岁已高,但依然“精神纯固”,依然牢固掌握着大清皇权。
乾隆皇帝尚在人世的时候,选择禅位,虽是“等同尧舜”的先贤所为,但如果处理不当或者引发极有可能发生之太上皇权和皇权之间的争斗,对于清王朝而言绝对是致命打击。
但是,面对王公大臣言辞恳切的奏请,面前“天下臣民、以及蒙古王公、外藩属国,实皆不愿朕即归政”的民心所向,乾隆皇帝毅然予以回应:朕志先定,难以勉顺群情。
乾隆皇帝壮年继位,虽然在雍正皇帝的用心安排下,未经血腥之皇位争夺的残酷洗礼,但自努尔哈赤到雍正皇帝在位期间的屡次皇权争夺带来的手足相残甚至是父子相残,为何没让其引起足够警醒?
或者,他为何不担心主动禅位以后,只得皇位却未得皇权的嘉庆皇帝会将其干掉,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继位呢?
其实,对于这一点,乾隆皇帝有着足够的自信,这份自信来自于三个方面。
1、乾隆帝对朝廷军权,绝对掌握
对于清朝皇权而言,“枪杆子里出政权”绝对是一句至理名言。乾隆皇帝在位期间,单是对内戡乱伐暴;对外抵御外侮,绥靖边圉的大型战争就发动了13次之多。
乾隆皇帝认为“非师旅征伐,则梗我王化者无以伏惩创,不敢抗干”,认为战争对于一个国家的稳定和边疆领土完整非常必要。按照现今的审视眼光来看,乾隆皇帝无疑是一个战争贩子,一个用战争完美维护、巩固皇权的权力艺术家。
也正是在这种绝非寻常帝王能及的军事思想支配下,乾隆皇帝对于清朝军队的掌握和掌控能力,远超清朝其他帝王。乾隆六十年,福康安、和琳、阿桂等久经战场的悍将对乾隆皇帝的绝对维护,足以确保其皇权的绝对稳固。
相比之下,刚刚被明确皇储身份的皇十五子颙琰对武装力量的掌握,基本可以忽略不计。哪怕是北京城垣之内的武装力量,也尽数掌握在乾隆皇帝的手中,嘉庆皇帝又该怎么干掉他老子?
2、乾隆帝对朝政大权,绝对掌握
乾隆朝晚期,朝堂基本被四大党派势力把持,分别为以阿桂为首的武官派、以刘墉为首的中庸派、以钱沣为首的御史派和以和珅为首的贪官派。
钱沣病逝于乾隆六十年,刘墉在嘉庆朝虽得重用,但当时仍然是乾隆皇帝手下忠心耿耿的臣子;和珅和阿桂,更是乾隆皇帝一手扶持、一手提拔的国之柱臣,对乾隆皇帝的拥护和支持,更是不用怀疑。
此时,虽然已经35岁的嘉庆皇帝在“秘密立储”制度的制约下,身边并未形成一股强有力的政治势力,诸如他的师傅朱珪等此时尚在两广总督任上,鞭长莫及。所以,对于朝政大权的绝对掌握,也能充分保证乾隆太上皇的绝对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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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乾隆帝禅位谕旨中的明确说明
乾隆六十年九月,在乾隆皇帝宣布禅位决定的同时,还专门明确了“归政后,凡遇军国大事、及用人行政诸大端,仍当躬亲指教,嗣皇帝朝夕敬聆训谕”的大政纲领。
就连嘉庆皇帝虽然名义上负责的“部院衙门、并各省具题章疏、及引见文武官员寻常事件”,也必须在批阅后,“奏知朕办理”。乾隆太上皇,对于嘉庆皇帝的定位乃系“为朕分劳”,而非执掌天下的国之君主。
对于乾隆太上皇的要求,嘉庆皇帝自然不敢违拗,毕竟手里没兵、没权,只能“伏愿我皇父御极延禧,躬揽庶政”,只能“朝夕侍膳问安之暇,得以禀受至教,勉自策励”。
在这份谕旨中,乾隆皇帝还专门明确了“皇太子每十日、率皇子、皇孙、恭请圣安一次”的日常工作要求,这项要求一直延续到乾隆太上皇驾崩。这就足以证明嘉庆皇帝在乾隆太上皇心中乃至在朝廷之上的地位。
也就是说,乾隆皇帝选择主动禅位,也只是让出皇位并非皇权,更没有将军权交付,这场主动禅位只是乾隆皇帝用以推卸国之衰败、朝堂党派之争乃至反清活动迭起的无奈之举,并非即位之初的心中默祷,也绝非“不敢上同皇祖纪元六十一载之数”。
乾隆皇帝真正交付给皇十五子颙琰的,只是一个名义上的皇帝名号,毫无实权。至于性命威胁,更是毫无可能!
公众舆论中,想要不挨骂是不可能的。
当被足够多的人关注时,不经意间的一句话,或者一个表态,就可能被人抓住大做文章,如果一个人能做到万事周全,滴水不漏,那此人就会有好声誉,然而,有好声誉本身就是会被骂的。
我就想起《芳华》里的主角刘峰,年年都是文工团里的标兵,大家都叫他活雷锋,战友手表坏了,他买本书自学也要帮忙修好,战友要结婚买不起沙发,他就主动帮忙做了两把,他每次去北京,都要大包小包地帮战友带零食,就连部队的猪跑了,战友的第一反应都是喊刘峰帮忙抓,从任何一个角度来说,刘峰都算是道德上的完人,声誉极高,但后来怎样了呢?
刘峰笨拙地向一位自己暗恋多年的女战友表白并拥抱了她以后,立刻就被集体抛弃了,一个高高在上的道德图腾竟然流露出人性和私情,那还了得?那些被刘峰照顾多年的战友们一个个站出来落井下石,揭发检举,活雷锋被抓走调查后还被按倒在地,生生给扣上一顶“猥亵犯”的帽子。
那个被刘峰抱过的女战友回到宿舍后,有几句对白让我印象深刻,大意是,女战友哭诉:“他那是耍流氓!”
舍友劝:“那怎么是耍流氓?抱一下怎么了?谁都有追求你的权力。”
女战友躺床上大哭:“那他就不能追求!谁让他是活雷锋?!”
事实上,这种“惩罚圣人”的习惯,深深扎根于人性,古今中外屡见不鲜。
古希腊时有个制度,叫陶片放逐,大意就是说民众要是对谁不爽,就把其名字写在陶片上,然后汇集到一起,统计完之后,看谁的名字出现的多,谁就得被放逐。
有一次,雅典搞陶片放逐,政治家阿里斯提德在路上被个文盲拦住了,文盲说:“能不能请您帮我在陶片上写个名字?” 阿里斯提德拿过陶片说:“行啊,写谁?” 文盲:“阿里斯提德” 阿里斯提德就很震惊:“为什么?你认识他吗?他做了什么让你生气的事?” 文盲:“我没见过他,他也没惹过我,但我老是听别人一遍又一遍地称颂他,说他有多么公正无私,烦死了” 阿里斯提德听罢,沉默不语,在陶片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最后他果然被放逐了。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公众舆论中,不被骂是不可能的,你要不然就因为不好被骂,要不然就因为太好被骂,无论好不好,都得被骂。
总之,被骂就是了。
范增出山后的第一计,便是在项梁面前总结陈胜失败的原因,并提议拥立楚国王室之后为新的楚王以团结楚地人民和楚地百姓。
这一计策对不对呢?我们事后来看,既对也不对。
按照范增的说法,包括刘邦、英布、蒲将军、陈婴、吕臣等首领之所以聚到项梁帐下,是因为项家世世代代为楚将,他们相信项梁可以复立楚国之社稷,所以才以项梁马首是瞻。但事实上,刘邦之所以会投项梁,无非是因为遭遇了部下叛变,无力平叛,不得已,才先投景驹后投项梁,根本就没想着要复立楚国社稷;英布、吕臣之所以投项梁,纯粹是因为秦兵太强,他们独木难支,想要抱个大腿而已,根本就不是什么要复立楚国社稷;而陈婴呢,太史公在项羽的传记中说得很明白,陈婴自己不敢当头,怕事不成被灭族,所以找个人依附,也没有什么复立楚国社稷的心思。
也就是说,那些投靠项梁的首领,各有各的原因,但却没有一个想要复立楚国社稷。
所以,范增的论据就是错误的。
但范增对陈胜败亡的总结,却比较正确,只是没说透。
陈胜、吴广之所以败亡,原因很复杂,但范增提的这一条很重要,陈胜没有复立楚国或者说六国之后,而是自己称王。
陈胜自己称王有什么问题呢?
有两个问题。
第一,陈胜称王,等于把秦兵的注意力和火力都吸引到自己身上,秦兵会追着他陈胜打,这对于他陈胜来说很不利。
所以,在陈胜称王之前,张耳、陈馀就建议陈胜别着急称王,而是先复立六国之后,让六国之后成秦兵的靶子,吸引秦兵的注意力,然后陈胜就可以趁秦兵不备,挺进武关,进而拿下关中,之后再灭了六国之后或逼六国之后向陈胜称臣,则陈胜就不只是王,而是帝了。
第二,陈胜称王,等于告诉一起举事的小伙伴,称王是没有门槛的,只要你有兵,只要你打下了地盘,你就可以称王。
所以,陈胜部下武臣奉陈胜命令打下赵地之后,直接称赵王;武臣部下韩广打下燕地之后,直接称燕王;韩广部下臧荼随项羽入关之后,被封为燕王,韩广则被改封到偏远的辽宁,称辽东王,韩广不服,结果被臧荼给灭了。
一句话,陈胜的操作使大家各打各的小算盘,不能合力对付秦兵,故而失败。
正基于这样的原因,范增建议拥立楚国王室后裔为楚王,以此来昭示天下,他项梁起兵绝不是为了私利,而是出于公心,使自己站上道德制高点。
这样,其他人再也不会随随便便就称王了,大家也能合力来对付秦国了。
这是范增做得对的地方。
但范增的这一计谋,一点都不新鲜,早在陈胜称王之前,张耳、陈馀就指出了同样的操作,而且说得比范增还透彻。
从预见性和深刻性上来说,范增是比不上张耳陈馀的,而从张耳、陈馀后来的成就和经历上来看,张耳不如陈馀,陈馀不如韩信,甚至可能不如李左车,韩信又不如陈平,陈平与张良不相上下。
这样一排,能排在范增之上的,至少包括张良、陈平、韩信、陈馀和张耳,这还没提房赐、蒯通和郦食其呢,房赐成功劝阻陈胜,免去陈胜和武臣的火并,使大家可以站在反秦的统一战线之下,蒯通帮韩信搞定了齐地,甚至有能力帮韩信三分天下,而郦食其直接帮刘邦实现了怀王提议的“扶义而西”,又帮刘邦搞定了齐地。
而范增呢?咸阳分封之后,天下便再次打乱,范增没帮项羽搞定任何一个诸侯,怕是本事还不如房赐、蒯通和郦食其吧?
算下来,范增的谋略水平,或许能排进秦末谋士的前十吧,但就算排进前十,也是吊车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