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晚清政局的三大困局：传统“天下观”VS现代国家观、技术进步VS制度落后、改良VS革命。在他看来，这三对矛盾的长期撕扯与断裂，是近代转型屡屡陷入困局的关键所在。

一、腐朽的传统观念：传统“天下观”VS现代国家观
制度可以分为很多层面，但是作为社会来说最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经济制度，一个是政治制度，这两个制度比较稳固、完善并且具有弹性、开放性、动态性，能随着社会的变化而调节、调试，这个社会就是稳定的，政权也会是稳定的。
任何一个制度不愿意改革都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个是传统观念、传统意识形态的阻碍。认为这种新的制度是不合理、不符合我们传统观念或者意识形态的，这是阻碍社会制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另外一个就是旧的制度或者在旧的制度下产生巨大的利益集团，如果变化的话会损害他们的利益，这些利益集团赤裸裸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反对制度的变革。这两种力量有时是合二为一的，很难截然分开。
清王朝的变革，最先要突破的是观念上的阻碍，这是极其强大的力量。中国历史的辉煌、中国文化的灿烂，中国有源远流长的“天下”观，这个“天下”就是华夏中心，天下是以“中国”为中心的，我们周边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如华夏文化悠久、灿烂、发达。
晚清社会上流阶层之腐朽
在历史上，他们都是学习中国文化，不论是日本、朝鲜，还是越南，甚至他们的文字都采用中国的汉字，在这些国家里，有文化的人要学汉字、作汉诗，以能够使用汉语为荣。
那个时候，中国处在文化中心。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并不仅是意识形态文化上的优越，还有对外关系的优越，中国是宗主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所谓的华夏中心观，并不是所有人都是平等的，是以华夏文化为中心的，在这个视野下只有华夏文化才是文化、才有文化，其他都是没文化，都是野蛮的。制度、器物，它们的一切都不如华夏文化。
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发现我们面对的是完全不了解的敌人，他们的国家状况我们完全没有记载。作为钦差大臣，他违反规定悄悄接见了传教士。通过传教士，他知道了中国之外的情况。随后，他又派人去广州、澳门等地，搜集外国的各种资料，并将这些资料翻译成一本书——《四洲志》。
随后，在林则徐的支持下，魏源又编了《海国图志》，这本书介绍得更加详细，对轮船、军舰、枪炮等都有描述。
林则徐和魏源提出一个口号：“师夷长技以制夷。”这下更是错上加错，因为中国传统认为华夏文化与蛮夷文化之间有防线，这个防线不能破坏。只能是华夏文化影响蛮夷文化，而不是倒过来由蛮夷文化影响华夏文化。
当时林则徐很大的罪名就是被指责“以夷变夏”，指责他破坏了中国和外国文化的防线，也就是破坏了文化安全。
《海国图志》这本书，在中国没有受到重视，却启发了日本人。日本在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内翻刻了20多版。
《海国图志》出版20多年后，由于汉族知识分子曾国藩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过程中逐渐掌握了大权，之前的清王朝，一直很警惕不让汉族有任何军权，在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湘军、淮军势力壮大，汉族官僚逐渐开始掌握大权，并感到洋枪洋炮的厉害，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他们开始造洋枪洋炮，随后推行了“洋务运动”。
李鸿章提出修铁路，有人就站出来反对，说铁路一过要惊动龙王、地神，还有人说修隧道会惊动祖坟。甚至有人提出，铁路确实能带来巨大的利益，但是堂堂“华夏不逐利，靠礼仪治天下”。从李鸿章最初提出到慈禧最后同意经过了十七年的时间。
建电报局也是如此，李鸿章提出建电报局。此言一出，就有官员强烈反对，说西方人不崇拜祖宗，崇拜耶稣基督，但我们中国人崇拜祖宗。电报埋在地下会惊动祖宗，这样是对祖宗不孝，不孝还能忠吗？
这样的大道理一讲，没有人能反驳。修铁路、建电报局，对一个王朝来说都是好事，不论是镇压内部的叛乱，还是抵抗外部的侵略，都需要铁路交通和电报，但是清王朝认为这违反了祖训、违反了传统，坚决予以反对。
洋务派认为应该做，反对派认为这些东西外国人能用，中国人不能用。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泛道德化，反对者不是从技术上反对，而是习惯“上纲上线”说这是卖国，或是不敬祖宗，导致泛道德化。
当年这些提议都不涉及任何制度的变革，只是器物的引进，而且是对统治者最有好处的器物的引进，居然都遇到这么大的阻碍，那么，可想而知，若要进行制度性变革的阻力会有多大了。
二、腐朽的经济制度：技术进步VS制度落后
接着看经济制度，晚清有没有固定的、成型的、理性、开放的经济制度。
之前，洋务派要造洋枪洋炮都遇到障碍，但是引进洋枪洋炮大生产之后，清政府也没有因时而变，制定一个符合时代要求的经济制度。它的经济制度也是滞后的。
清政府后来明白“洋务运动”制造洋枪洋炮、机器生产对政权有好处，但还是明确规定商人不能从事。
我们知道政府、官员干这些都遇到阻力，私人企业更是完全禁止。但是“洋务运动”搞机器生产，造枪、造炮在一段时间之后就维持不下去了，反对者本来就很多，又耗费了很多钱，造的轮船和枪炮根本打不过外国人。
好在李鸿章比较聪明，他详细地分析了为什么必须造船造军舰。分析过后他承认反对派有一定的道理，便说现在没有钱但要想办法赚钱，怎么才能赚钱？生产民用品。朝廷被李鸿章打动，同意了。
从求强到求富这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巨大进步，但是要求只许官办不许民办。李鸿章做了很多调查研究，比如长江的航运基本被洋商垄断，这些外国公司经常找一些中国人当买办，当时中国最富的商人就是这些人，他们想投资清政府不允许，他们就挂在这些洋公司里。
清政府的政策是不许民办，李鸿章就提出来官督商办。这些公司的名字都叫某某“局”，比如“轮船招商局”。“局”就表示是清政府管辖下的衙门，所有的领导人都要有官衔。
这一招引得很多民营资本把挂在洋商下的股本撤出来进入“局”里，名义上是官办，实际上是商人入股、商人经营。由于是官办的，还会给各种优惠政策，甚至是垄断，所以这些企业大发其财。
但是，这些商人发展起来之后，入股变成很大的企业，这个企业究竟属于谁所有？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产权不清，是属于清政府，还是属于这些民营企业？整个的经济政策摇摆不定。
当时，官督商办很成功，谁都想把自己的亲戚、熟人、朋友派到企业里去，没有按照市场企业化的管理，完全是用官场的逻辑方式管理，慢慢弊病就显示出来了。
这时候就需要允许民办，但是清政府迟迟没有放开口子，没有采取变通的措施。所以，遇到红灯绕道走，在当时有好处，但时间长了就面临着产权不清的问题。
李鸿章是比较照顾商人利益的，他觉得应该，但是他去世之后袁世凯上台，袁世凯觉得这应该属于朝廷的，属于政府，就要收回国有，于是商人的利益受损。晚清没有一个固定的经济政策，一直是在变来变去。
李鸿章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允许商办，支持民营，而当袁世凯这种观点占主导地位时，就要打击民营，要收归国有。
举个例子说轮电之争，也就是轮船招商局和电报局，当时也是官督商办，后来完全变成商办。轮船招商局创办不久就有人觉得不应该商办，应该把它收归官办。
李鸿章知道根本官办不了，其间发生多次风波，但是每一次都被李鸿章挡回去了。李鸿章去世之后袁世凯掌权，袁很强硬，一定要收回来，认为这些本来就是政府的企业。
当时盛宣怀是商人的代表，他当官的色彩比较浓，但是还讲究基本为商的利益。他和袁世凯几番斗智，但当时袁世凯更强势，轮船招商局就收回国有了，但在收回之后办得一塌糊涂。
等慈禧去世之后，后来的摄政王很警惕袁世凯，就把袁世凯发回老家去了。整个的经济政策也就因此动荡来动荡去。所以，清政府的垮台跟经济政策不稳固是有关系的。
导致清王朝垮台的具体原因就是铁路风暴，就是保路运动。当时四川闹得很厉害，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局面？还是因为经济政策不稳定。铁路究竟是国有还是商办？
一开始清政府是坚决反对办铁路，而当铁路办起来之后，它发现利益巨大，各方都想抢这个资源。但是修铁路没有钱，于是各方入股，由商人办铁路，所以那时是商办铁路。
人往往是随着自己的利益和地位的变化而改变策略。在盛宣怀和袁世凯斗的时候，他是维护商人利益的，而在1910年袁世凯被免职后，盛宣怀受到重用。
1911年，他擢升为邮传部大臣。当官后，他的立场就变了，他建议将各省自己建立的铁路、邮政转为中央领导，收归国有。其实，当时都是股份制，收归国有也可以，按照股份制拿钱赎买就可以。
但是，官员总相信当官的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就要用很便宜的价格让商人把股份售出。所以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就爆发了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由于湖南、湖北参股的大商人比较多，力量比较强大，清政府看到这点，对湖南、湖北就采取了一个措施，用原价赎买，用比较公道的价格。
但是在广东就不同，低价赎买。
只是，因为广东商人多数都是华侨，华侨有钱，和国内联系也少，他们觉得损失这笔就完了，再也不来就是。
但四川的问题不一样，川汉铁路在四川一带是人人参股，有的平民把自己家里的积蓄都投入进来，然而政府却用极低的价格收归国有，等于抢了平民们多年的积蓄，所以四川的“保路运动”轰轰烈烈。
由于当地的总督镇压打死了好几个人，而四川的会党、会社又特别发达，最后运动就爆发了。究其原因，是这个制度不讲契约精神，政府为所欲为。
三、腐朽的政治制度：改良VS革命
若经济制度都是这样的话，政治制度就更加滞后。我们先讲行政制度的改革，甚至谈不上行政制度的变革，只是一些行政机构的增设都障碍重重。
比如外交机构的增设，“北洋”一开始是管外交的，由地方大员来管外交，很有趣。中国从来都认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其他国家都是藩属国。“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被列强打败了，不断地签订不平等条约。
明明晚清政府被打败了已经趋于不平等地位，但是还想保持天朝上国的姿态，觉得天朝上国不能设外交部与这些藩属国交往，一开始设了五口通商大臣，由两广总督兼任，后来发展到上海，因为当时的上海是江苏下辖的一个小县，于是就由江苏巡抚接任通商大臣的职责。清政府认为，外国的政府只能和地方政府打交道，不能进北京，还是高他一等。
清政府没有想到外交权是中央政府必须掌握的权力。随后北方开了三个口岸，后来又设立北方通商大臣，也叫北洋大臣。北洋设在天津，清政府的基本思路是这样的，北方由北洋管，南方由南洋管，就这样把整个外交权下放到地方。
后来李鸿章当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外交上的事都经过他，几乎成了没有外交部的外交部，这实际上是清朝的外交制度。
1861年清政府设立总理衙门，咸丰皇帝加了一个通商事务衙门，代表了和外国平等的关系。但这个总理衙门就比其他的内务部要小，门也很小，表示外国人要从小门进去。
后来它管的事越来越多，北洋大臣的权力也就越来越大。清政府在经过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最后直到1904年搞新政才设立外交部。
可见，不要说政治体制改革，设立一个对政府自身最有好处的行政机构都要遇到很多阻力，付出很大的代价。
清政府的愚昧不止在外交事务上。在中国，以前没有海军只有水师，清政府在外国的侵略下，李鸿章建立了北洋水师。李鸿章和左宗棠知道海军得有统一的标准，统一的指挥，朝廷应该设立海军司令部。
但朝廷不干。有现代化的海军，有一个统一的海军司令部，明明是对朝廷最有好处的事，可它居然为了维持意识形态的纯洁性迟迟不设立，直到1884年中法海战后才设立，这时暴露出来没有海军司令部，海军不能相互协调、支援、配合。
于是，左宗棠和李鸿章就抓住这个机会纷纷上书要设立海军司令部。但是海军衙门设立之后还有很多问题，慈禧让亲信总管海军衙门，这个亲信压根儿就不懂管理海军。
李鸿章会办却是兼职的。在这之前总理衙门看到了问题的所在，他不敢叫海军衙门，而是叫做海防衙门，并且不设在北京，设在了烟台。
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它的弊病越来越清楚地在一些具体的事情中表现出来，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的失败，清政府发现仅仅有经济改革还不行，必须有制度改革，要发展私人经济。
为什么有这个认识？我们知道“甲午战争”的失败是“洋务运动”破产的标志，“洋务运动”的失败最重要的是北洋水师的失败 。
我们从当时的奏折中可以看到，慈禧把给海军的预算拿来修颐和园，而且慈禧也讲究合法性，也估计到自己的名声，她知道庆祝六十大寿修颐和园是不太合理的。
那么，为什么要用海军的钱来修？海军递的奏折是要建立一个海军训练基地，慈禧就命人在圆明园旁边挖昆明湖，名义上是建立海军学校，实际上就是给慈禧修皇家花园。
现在，你查档案就会看到颐和园是海军学校。我写过一篇文章《莫道昆明池水浅，原来是为“练海军”！》，讲的就是这件事。
以“练海军”为名给慈禧太后修颐和园再次证明了政府权力应受制约和财政公开的重要性。当权力不受制约、实行“秘密财政”时，掌权者当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财政。
然而，掌权者不受限制、为所欲为地“花钱”固然可以痛快一时，但无异于吸食毒品，最终是包括统治者在内的全社会的利益受到重大损害。慈禧挪用巨额海军军费为自己修建颐和园并兴建“三海工程”（北海、中海、南海），是甲午海战失败的重要原因，而甲午惨败，恰恰是清王朝走向灭亡的重要一步。
在内忧外患不断、财政几濒破产、统治岌岌可危之时，她竟能动用巨额军费为满足自己“颐养”、游乐之欲而大兴土木、修建奢华园林，且无人敢上前劝阻，则不能不说大清王朝的“气数”将尽了。
反过来看，政治体制改革对人民有好处，对政府的长治久安也有好处。当这些都发生之后人们才意识到，比如说李鸿章建议修铁路打通北方，但是没有钱，钱都拿去修颐和园了。
虽然慈禧反对西方的东西，但是她使用的东西都得是世界最先进的。北洋水师建成之初，在世界上都是力量比较雄厚的，但是轮船没有维修、锅炉没有更换、火炮系统也没有更换，在北洋水师建成后十年，1888年日本也建了他们的舰队，自1888年到1895年间，日本平均每年添置新舰2艘，日本天皇甚至节省宫中费用，拨“内帑”以充造船、买船费用。
在这几年间，世界海军造舰水平和舰载火炮技术都有飞速地发展，舰速与火炮射速都有大大提高。而北洋水师没有钱建新的，到甲午海战时，日本舰队的航速与火力都大大超过北洋舰队。
四、不改革哪有不亡的道理
戊戌维新时，康有为明白不能太过激，因为他知道反对的力量太强大了。
他们只是提出几个发展措施，主要还是想走行政改革的路线。当时很多废旧部门没有任何作用，有很多官员拿着薪俸，清政府财政困难，所以康有为想走行政改革的道路，要把这些旧的衙门撤掉，把一些多余的官员裁掉。
但是清政府没有把握住这次机会。它本想绕开一些阻力，只搞行政改革，但是遇到的阻力也不小，因为这必然会侵犯官员的利益。百官在颐和园围着慈禧哭诉，于是慈禧就反对维新。可见，想从行政改革引向政治改革的道路也无法走通。
可以说，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梁启超都是体制内的读书人，当他们都被镇压之后，政治体制变革的任务就由体制外的包括孙中山在内的海外留学生来承担，这些人是体制外的人，如果由他们进行改革，这种变化就是从根本上推翻清王朝。
当清政府连体制内温和的改革者都镇压掉，不主动变革，不采纳适应社会发展的政治体制，最后就很可能被体制外的革命者推翻。维新失败之后，清政府还做过几次努力，但是都没有成功。
在这种情况下，1904年，慈禧提出要实行新政，其实就是几年前维新派要做的事，就这么几年形势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要做得更多，可她又不愿意做得更多，这时候就面临矛盾和冲突，一拖再拖就导致了立宪派的兴起。
立宪派的兴起跟日俄战争有关，清政府关注日俄战争主要不是战争在中国打、中国损失多少、中国老百姓受多少苦，而是立宪派和顽固派双方都在做预测是俄国赢还是日本赢。流亡海外的立宪派就觉得日本会取胜，国内的顽固派就认为俄国肯定胜，他们认为俄国是君主专制，有高效率，高效率肯定胜。
所以大家都从自己的政治观念出发预测最后的结果。但结果竟然是日本胜。近代以来的战争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欧洲人打败亚洲人，这是第一次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中国人一下子觉得看来不是人种的问题，而是政治制度的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1904年立宪运动就起来了，慈禧宣布要搞新政，“预备立宪”。但是清政府没有诚意，不把民意当回事，一拖再拖就是不开国会。
当时有一些富商组织起来上街请愿，要求召开国会，但清政府还是拖延不决。1908年慈禧去世之后，清政府说要搞内阁制，人们还是抱有某种希望。
1911年5月，内阁制一出来，人们却发现是个彻头彻尾的皇族内阁。按照君主立宪国家的传统，皇族成员是不能入阁的，梁启超在东京的时候与革命派进行了论战，当时支持维新的人比较多，革命派就说清政府是假改良，梁启超认为清政府会真改良，但是预备立宪大纲（原文如此）一出，人们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这个预备立宪大纲是向日本学习的，但它比日本明治维新又退了一步。清王朝搞了一个预备立宪大纲比明治宪法还要大。
其实，改良也能达到革命者需要的效果，但是统治者要真改才有可能，到最后人民认为统治者不会改了，这时候改良派的前景就不存在了。预备立宪大纲一出来，在国外的留学生马上都倾向于革命派，革命派力量变得很大。
清政府就又想搞行政体制改革，具体的操办者就是袁世凯。袁世凯的能力很强，但搞行政体制改革只是要增加一些部门裁撤一些部门，传说他要把太监们所在的内务府撤销，惹得一群太监围着他打他。后来袁世凯就离开北京了，行政体制改革也没搞成。两次行政改革都遇到很大的反抗。
其实，当时如果直接搞政治体制改革阻力可能会小点，官员就是对自己的权力被缩减反抗极强，搞立宪制所有人的权力都受到限制，大家心里可能平衡一点。而搞行政改革，有可能他的权力增强，而我的权力削弱，那么我的反抗就会非常强。
当这些改革的动作都没有达到效果的时候，革命派必然从少数变为多数，这时候清政府再搞出来一个皇族内阁，人们便认为这是假的。那边又把铁路收归国有，四川广大民众都起来造反，清王朝很快就覆亡了。
由上可见，清政府从来没有主动想要变革某种政治制度、建立某种政治制度，总是被环境、时代、历史推着走，总是被打得不行了才变一点点，或者说总是在下一阶段才做上一阶段应该做的事情。
当你在下一阶段做上一阶段的事情是远远不够的，你应该做得更多，也就是说你应该“付利息”，而清王朝不愿意付利息，不愿意付利息只能导致要付的利息越来越多，就像高利贷一样，所以说经济和政治制度的滞后是清王朝覆亡最重要的原因。
没有一个稳定的经济政策，没有一个与时俱进、不断协调改良的政治制度，最后就僵化了，最后就只能垮掉。所谓清末立宪，非但没有在挽救大清，而是一步步把“立宪派”都逼上了绝路，把革命请进门，是清朝执政者自断了生路。
真正值得反思的是，晚清70年间，大清为何一错再错，即便遭遇致命危机，执政者仍执迷不悟，最后自掘坟墓？

恐怖政治的一个后果，就是会让那些具备“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知识人罹患政治抑郁。除非死亡或变成疯子，政治抑郁没有任何药物可以治愈。即便在恐怖政治消失之后，也会留下巨大的心理创伤。《情感堵塞》一书显示，恐怖政治和压力体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心理伤害，人们变得自卑、没有安全感、猜疑、失望和虚无。

王小波说过，知识分子的长处就是讲理，如果遇上一个不理智的时代，知识分子的长处无法发挥，就毫无作用。当恐怖政治蔓延到整个社会，所有人都生活在恐惧之中，人们普遍感到精神压抑，这肯定不是一个好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知识人难有作为，也没有人对他们提出过高的要求。

但是，在人类历史上，暴君从来不缺少知识人帮忙帮闲。例如，纳粹的附逆者海德格尔，就被称为希特勒的“超人”。

通过冲锋队等暴力组织威胁选举，极端民族主义的情绪煽动，高效的组织方式和创造性的宣传手段……纳粹逐步兴起，在选举中多次胜出。1933年1月30日上午，希特勒宣誓就职德国总理。很快，纳粹对社会民主党、共产党等其他政党进行镇压和迫害，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在德国各州，纳粹党人迅速夺取权力，同时推进德国一体化。很快，纳粹控制了文化领域，包括音乐、艺术、哲学、媒体、出版等等，无不在纳粹的掌控之下。

恐怖政治遍布于德国社会，一些知识分子开始选择流亡。

1933年4月7日，担任德国总理两个多月的希特勒根据3月23日《授权法》赋予他颁布法律的权力，以政治或种族原因为由，颁布了所谓《重设公职人员法》，宣布解聘所有与纳粹主义原则不相符合的公职人员，具体条文如下:“1.凡属共产党或共产主义辅助组织的成员；2.凡在未来有可能从事马克思主义、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性质活动的人；3.凡在迄今为止的活动中不能证明自身会随时、无保留地支持这个民族国家的人；4.凡属非雅利安血统者；这样的公职人员都将解聘。”与此同时，在兴登堡总统的直接干预下，该法还宣布了三项例外条款，即“非雅利安血统者中，只有三种人能免于解聘: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线战士，1914年8月1日以前就在为国家服务的公职人员，或是一战中阵亡将士的父亲或儿子”。此前，德国大学教师一直属于在专业上自我管理并拥有法定资格的部属公职人员，因此也在该法范围之内。[1]

《重设公职人员法》公布的同一天，弗莱堡大学的纳粹大学生张贴海报攻击犹太人，具有民主思想的校长命令将这些海报除去，纳粹德国的教育部长伯恩哈德·鲁斯特马上将其撤职。经过纳粹教授们的推举以及大学内外的施压，哲学家海德格尔4月27日正式当选为弗莱堡大学校长。

海德格尔1889年9月26日出生于一个中产阶级下层家庭，比希特勒小5个月。他成长于巴伐利亚小镇，家里没钱送他上大学，于是，他进入一所耶稣会神学院。1909-1911年，他在弗莱堡大学继续学习神学，之后转向哲学研究。在一战的最后一年，海德格尔参军入伍，在德国做办公室工作。1917年，他与艾弗里特·佩特里结婚，不久生下两个儿子。一战结束后，他跟随埃蒙德·胡塞尔做研究。1923年，胡塞尔帮海德格尔在附近的马堡大学获得了教职。海德格尔对这个机会满心欢喜，在那里工作了五年，其间与自己的学生汉娜·阿伦特发生了婚外恋。1927年，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出版，并大获成功。1928年，胡塞尔从弗莱堡大学退休，他热心推荐海德格尔为自己教席的继任者。[2]就这样，海德格尔任教于弗莱堡大学。在政治上，他至少从1931年末就公开支持纳粹，而弗莱堡大学校长的职位也是他积极争取而来。[3]

1933年5月1日，海德格尔和卡尔·施米特同一天加入纳粹党，海尔格尔的党员编号是3125894。1933年5月27日，海德格尔作为弗莱堡大学新校长，穿着全套的军事制服发表了一个很长的就职演说。他在演讲中宣称，第三帝国是“是为德国建立一个知识的和精神的全新世界”，国家社会主义的建设“现在已经成为德国大学唯一的最重要任务”，海德格尔赞扬希特勒的目标，并把大学纳粹化标榜为“最高形式的国民劳动”。[4]他宣告，学术自由将不再是德国大学生的准则，因为它只起消极作用，不是真正的自由。[5]海德格尔引用了纳粹党的党歌《霍斯特·威塞尔之歌》，歌词被印在他的就职典礼仪式说明书上，还印了说明，这些歌词要“在大学领导者的演讲之后被演唱”。[6]他告诫学生们要“忘记过去的魏玛民主，追随新总理阿道夫·希特勒！”[7]海德格尔宣称，“元首，唯有元首本人，才是现在和未来的德国现实，以及德国的法律。请记住：从今以后，遇事要有决断力，行动要有责任感。希特勒万岁！”此后不久，海德格尔还不遗余力投入对大学的改革，他的雄心甚至膨胀到试图与其他志同道合的大学校长合作，从而成为全国大学体系中的领军人物。[8]他在德国各地举办宣传性讲座，讲座结束之际总不忘高呼“希特勒万岁！”[9]

海德格尔还给希特勒发送电报，解释自己如何热心支持“让大学和纳粹党保持一致”。纳粹党人罗伯特·瓦格纳当选巴登地区州长后，海德格尔发电报祝贺。[10]他还用不实的指控向州政府告发同事、化学家赫尔曼·施陶丁格并协助政治警察调查，因为警察没有采信这些指控，施陶丁格也申辩自己的工作对国家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得以留任。[11]1953年，他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

1933年10月发给弗莱堡大学各院长的一份备忘录中，海德格尔以一种不加掩饰的直率阐述了他在纳粹体制下的“教育哲学”：“从我接受校长职位第一天以来，(我履行校长一职的)明确原则和本真的(但愿逐渐可以实现)目标，始终是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国度的力量和要求基础上，实现学术教育的根本转变。……个人是微不足道的。在这个国家里，我们的民族命运才是压倒一切的。”[12]

海德格尔《全集》第十六卷充分显示，这位哲学家当年将风行一时的纳粹种族意识形态，深刻地内化为个人思想。担任弗莱堡大学校长期间，海德格尔积极游说巴登邦文化部长，企图设立一个“种族研究与遗传学”讲座。海德格尔认为，“新德国的指导架构”应该奠基于“遗传”与“健康”的原则，而这两大原则又倚赖一个民族的政治与历史发展。他进一步指出：为了国家的“健康”着想，安乐死的可行性应该被认真考虑。[13]

就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积极执行纳粹的反犹政策，他发布了“巴登法令”，把所有非雅利安人教授和大学资深职员停职。为此，他六亲不认，对自己的恩师胡塞尔恩将仇报。

海德格尔发布“巴登法令”后，胡塞尔于1933年4月收到一封信，通知他从名誉教授的位置上执行“休假”。作为校长，海德格尔有权取消这一决定，但他没有这样做，而胡塞尔在基尔大学的儿子格哈特也因为这一法令停职。[14]

海德格尔委身纳粹之后，他的弟子伽达默尔很快步其后尘。伽达默尔的老友、黑格尔专家理查德·克罗纳因宗族问题被基尔大学解聘，但伽达默尔却兴冲冲地接下他的遗缺——尽管只是临时性质。希特勒发动公民投票，表决德国是否退出国际联盟，从此不再受国际法规范。在自传中，伽达默尔勉强承认自己曾经在1933年11月，签署一份由德国大学教授发起、在国际流传的支持希特勒的请愿书。这一行为，实际是为成立初期、举步维艰的纳粹政权赋予高度的合法性。1936年，伽达默尔为了学术前途自告奋勇，进入一个纳粹营队接受“再教育”。他还曾经加入“纳粹教师联盟”。和他的老师海德格尔一样，事后，伽达默尔对此绝口不提。[15]

海德格尔是希特勒的“超人”。

海德格尔改造德国大学的设想，和他对现代性的批判，特别是对当代科学技术畸形发展的批判紧密相连。他对高校的改革基于其一贯的反现代文明思想。在与纳粹合作时期，海德格尔主要的工作之一，就是为革命运动的纯洁性而斗争。但是，纳粹革命成功，成为执政党之后，其革命色彩逐渐淡化。而海德格尔不能容忍革命队伍中泥沙俱下，他的学生鲍姆加登是一个有实用主义色彩的美国研究专家，1933年和纳粹接近。海德格尔揭发他“无论如何不是一个纳粹主义者”，他提醒纳粹党的领导人，不要被那些表面上服从党的路线的人所欺骗。极具讽刺意味的是，海德格尔的揭发没起作用，鲍姆加登照样升迁，直到成为哥尼斯堡大学哲学系主任。[16]而海德格尔的教育改革，措施之一就是用军体活动和劳动锻炼冲击正式的教学活动，这遭到一些教授的反对。纳粹德国的教授们竞相向希特勒争宠，埃里克·杨施和恩斯特·克里克等人十分嫉妒海德格尔，伙同弗雷德·罗森堡一起干涉海德格尔这个后起之秀，而巴登地区的教育部长则指责海德格尔追求一种“个人的民族社会主义”。[17]

在此情境之下，海德格尔空有一番雄心壮志，他无法在国家级的层面发生作用。1934年德国大学纳粹化完成后，党的领导机关主导性的倾向是恢复大学正常的教学秩序，而海德格尔用政治冲击业务的做法与之不符。就任校长期间，他的“哲学付诸实践”遭遇了重重挫折，纳粹对此了无兴趣。任职不到一年，海德格尔就辞去了弗莱堡大学校长职务。

在纳粹政权内，冲锋队的领导人罗姆是最激进的革命者。德国学者维克托·法里亚斯认为，海德格尔属于罗姆一系。[18]纳粹夺取政权之后，罗姆革命热情不减，成为纳粹党内的一个隐患。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下令血洗冲锋队，枪杀罗姆。自此，海德格尔对纳粹“不再抱有幻想”，他发现，纳粹党的政治还不够革命，还不能造成存在史上的一个新时代。[19]

离任校长职务之后，海德格尔还签署了支持希特勒的申明，并游说当局批准他在柏林成立一个哲学学院。1936年，海德格尔卸任校长已经两年，他以前的学生卡尔·洛维特在罗马与他邂逅。海德格尔别着纳粹胸章，向自己的学生解释《存在与时间》中的观念何以激发了他对政治的参与。[20]

海德格尔既想依靠纳粹来抗拒那个民主社会和技术社会，又想在纳粹的庇护下保留一点学术的自由。从思想上说，海德格尔是纳粹的同情者和支持者．只是在具体行动上，即一些具体做法上与纳粹有分歧。当然，与施密特相比，海德格尔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是一种单纯的思想工具，这是他迅建地对纳粹运动感到失望的原因。因此，他在纳粹社会中的地位远不如施密特来得重要，以至于1944年作为完全无用一类的第一个大学教师、作为“所有被征召的教师团体成员中年纪最老的人”被派往法国去挖战壕。[21]

尽管如此，对纳粹不再抱有幻想的海德格尔没有在理念上和纳粹分道扬镳，在身份上也没有摆脱纳粹。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海德格尔都是纳粹党员，并且始终定期交纳党费。[22]

1945年，法军占领弗莱堡。清除纳粹委员会对海德格尔正式起诉。海德格尔倍感愤慨，之后又煞费苦心地为自己辩解。最终，海德格尔被归为纳粹的“同路人”，而且经举荐获得了弗莱堡大学荣退教授身份，保留教学资格。但是，弗莱堡大学民主理事会对此提出抗议，海德格尔赶紧请出自己的老友，哲学家雅思贝尔斯出来作证。最终，弗莱堡大学被迫禁止海德格尔从事教学，但允许他保留荣退身份，一段时间施加的经济制裁也被撤销。但是，他需要和另一家人共享住所。“尽管海德格尔受到的惩罚微不足道，但他还是因此消沉。随后一段时间，他在巴登韦勒豪斯巴登疗养院治疗抑郁症。面对以德国民族之名进行的大规模屠杀，海德格尔从未畏缩过，但一到自己的学术地位受到威胁，他就不堪情绪压力而崩溃了。”[23]

不久海德格尔康复，他和妻子四处求援，得以重返学术界。随后，他和已经享有盛誉的汉娜·阿伦特恢复了联系，阿伦特帮他进入了全世界的出版界。而法国哲学家萨特等人也对他给予了帮助。海德格尔篡改了他参与纳粹政权的丑陋往事，他“小心翼翼地编辑和删除罪大恶极的作品和演讲，然后把自己打扮成无辜的抽象哲学家的形象”。他成功逃脱了惩罚，并且“在战后德国畅通无阻地安享光彩夺目的职业生涯。”[24]他也从未为自己委身纳粹犯下的过错而道歉。当海德格尔带着纳粹校长的可耻印记重返教席时，他的同事讥讽他说：“君从叙拉古来？”[25]讽刺他献身纳粹，希望用哲学引导政治。[26]

马克·里拉认为：“人们在阅读海德格尔后期著作的时候，无法摆脱这样一种印象:尽管经历就在那里摆着,他却始终无法直面哲学与政治、哲学激情与政治激情之间的关系。对他来说，这不成其为问题，他只是一时糊涂，以为纳粹建立新国家的决心，与他个人重建西方思想传统并藉此重建西方存在的崇高决心是相容的。海德格尔认为自己是纳粹主义的受害者，因此,他令人惊讶地对厄恩斯特·荣格说，如果希特勒能被带来向他道歉，他就会为自己的纳粹历史道歉。[27]

海德格尔无疑是为自己推脱责任而狡辩。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脑袋难道不是长在自己的身体上吗？他投靠纳粹，难道不是他自己做出的选择吗？他对希特勒和纳粹倾注了热忱和希望，希特勒和纳粹就一定要按照他的意愿，将其哲学理念运用于政治实践吗？纳粹革命没有按照他的哲学方向去发展，他就没有错误吗？他的反犹主义言论，吹捧希特勒和纳粹的演讲及文章，难道不是为纳粹张目吗？他就任大学校长期间，积极驱逐犹太教师，难道对这些人没有造成伤害吗？

海德格尔在战后受到的惩罚太轻，这是他怙恶不悛的主要原因。在他死后引发的分析和争论，至今仍然是学术界的热门话题。有学者认为，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亲合性并非是他校长任期以后就放弃了的暂时的亲合性，而是自始至终都与其自身的哲学思想联系在一起的恒久的亲合性。不仅他的早期思想就坚信纳粹主义代表德意志民族的未来，他的后期思想也坚信想象中的纳粹主义代表德意志民族的未来。在与民族社会主义的深远而持续的联系中，海德格尔扮演了一种出卖理性、不负责任的角色。在他的态度中，有些东西是由反常意识而发生，这不仅仅是表明他的性格的软弱，而是表明他的思想的软弱，尽管其技巧精湛，却令人可疑；此外，这也表明哲学本身的软弱。毋庸讳言，认识现实永远是哲学的一种高傲的要求。但是，如果纳粹主义变得卑鄙无耻，而且，它事实上是我们时代里绝对邪恶的主要例子，那么海德格尔的民族社会主义信仰就在认识现实这一点上遭到了可耻的失败。不仅如此，尽管他花样翻新，总是利用不同的手段，但他通过对纳粹主义的始终不渝的忠诚，顽固地坚守了这种邪恶。[28]

海德格尔认同纳粹的意识形态，但无法认同纳粹在现实中的施政措施。他想另搞一套，把自己的哲学思想贯彻于纳粹的现实革命运动。但是，这与纳粹党人的想法不合。海德格尔赞成最具革命精神的冲锋队领袖罗姆，但罗姆却在6月30日的长刀之夜被希特勒清除。可以说，海德格尔在现实政治中的地位和行动力，配不上他将哲学实施的雄心壮志。在纳粹的权力结构中，一个大学校长的职务太低，所拥有的权力无法让他大展雄图。在哲学领域，海德格尔是大师；在纳粹政权中，他微不足道。以海德格尔的抱负，或许只有戈培尔的地位才能将之付诸普遍的行动和实施——然而，他毕竟不是戈培尔——即便他是戈培尔，或许也不会改变其失败的命运。

哲学界地位的崇高和现实地位的低下，哲学思想的自傲和哲学实践的受挫，使得海德格尔对纳粹的附逆成为一出不折不扣的悲剧和笑话。就任校长期间，“海德格尔毫无政治经验，很快陷入大学里司空见惯的关于聘任事务的纠葛，不敌巴登教育部官僚的手段，遭到褐衫学生的嘲笑，他们认为海德格尔不过是个空想家而已。”[29]可以说，在纳粹的政治舞台上，海德格尔连配角都称不上，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小丑。他事后的冥顽不灵，更增加了小丑的悲剧性。

海德格尔将灵魂出卖给纳粹，在当时显然并非唯一的选择。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比海德格尔年长6岁，两人曾在很长时间里维持友谊。在纳粹统治期间，雅斯贝尔斯一直待在德国。由于他娶了犹太妻子斯格特鲁德，这让他成为一国之敌，纳粹认为他有污点。他抵制过一切纳粹化的举措，1937年被提前退休，1938年丢掉了工作，还被禁止发表任何作品。作为朋友，海德格尔对此没有做出任何只言片语的反应。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作为犹太人的雅斯贝尔斯夫人斯格特鲁德时刻担心被驱逐，夫妇俩常常将用于自杀的毒药丸带在身边。[30]

雅斯贝尔斯在1937年被解雇前后已经在思考几套流亡方案了。他最初的想法是到瑞士苏黎世大学接替弗莱塔克教授的职位，但最终没有成功。1938年，雅斯贝尔斯收到私人邀请，询问他是否有意去伊斯坦布尔大学任职，此事传到巴登的文化部长那里，他让人告诉雅斯贝尔斯，申请不会被批准。1939年，雅斯贝尔斯有几次可以离开纳粹德国的机会，但他均予以拒绝。学者李雪涛认为，究其原因，其一是由于他不谙熟异国的语言，对外语有一种难以言状的恐惧心理；其二，他也担心邻国政局的摇摆不定，再有就是他可能会有的菲薄收入。其实最让他难以割舍、魂牵梦绕的是这片德意志的土地。[31]

留在德国，让雅斯贝尔斯夫妇一直生活在恐怖之中，时刻担心被送进集中营。到战争结束时，斯格特鲁德的名字果然出现在盖世太保的驱逐名单上。幸运的是，美军及时抵达。[32]

战后的雅斯贝尔斯突然变成了名人，他在纳粹时期受到的排斥使他一夜之间成了德意志民族良知的代表。对于这点，他起先感到非常难受，认为这是一种虚伪的谄媚。他怀疑这突如其来的荣誉，对他来说，就像“生活在虚幻之中”，他想脱离这种生活， “他渴望逃避那‘被阿谀逢迎的假名声’，回到静寂的工作中去，而这才是他真正的使命。”[33]

在留守的知识分子中，雅斯贝尔斯坚守了知识人的良知和底线， 与海德格尔的卖身求荣形成了强烈反差。而以身殉道的哲学家和音乐理论家库尔特·胡贝尔，则更为勇敢。

库尔特·胡贝尔1893年10月24日生于瑞士库尔城，父母都是德国人。四年后，他随父母返回德国，1917年，胡贝尔获得博士学位，3年后在大学教书。1938年，胡贝尔就任柏林大学民俗音乐研究所教授。但是，这意味着他要创作纳粹主义宣传资料，他拒绝将民俗音乐变成纳粹的赞歌，结果被罢免职务。但纳粹允许他重返慕尼黑当教授，却禁止他出版作品和发表新作。纳粹毁掉胡贝尔职业生涯的原因有二：一是因为他抵抗暴政，二是因为他一瘸一拐，还有语言障碍，不是“优等民族”的一员。胡贝尔要求加薪养活家庭，但被纳粹拒绝：“我们只提升公务员的物质生活水平。”[34]

在政治上，胡贝尔既非左派，也非犹太人，而是民族主义保守人士，相信传统的神圣性和民族的重要性，对德国文化成就深感自豪。他反对一切形式的暴力，将希特勒视为德国价值观念的破坏者。康德是胡贝尔在思想上抵抗纳粹主义的主要武器之一，他一有机会就讲授康德。苏菲·绍尔等学生们领悟了他的情感，并且开始了理想主义行动。他们成立了非暴力组织“白玫瑰”，胡贝尔后来也加入了这一组织，成为白玫瑰中唯一的教授。有时，白玫瑰的成员还到胡贝尔家中开会。胡贝尔加入小组之前，白玫瑰已经在德国南部和其他地方的大学散发了五张传单，呼吁德国人民反抗纳粹的压迫和暴力。1943年初，胡贝尔撰写了第六张传单，呼吁德国人民反对纳粹党，反对希特勒。他们印了1万份传单，到德国各地散发。结果，苏菲等人2月18日被抓捕后砍头，而胡贝尔2月26日被逮捕，7月13日被绞刑处死。后来，盖世太保还要求胡贝尔的妻子为“断头台上的磨损”支付相当于两个月薪水的赔偿。[35]

另有一些知识人，或许没有胡贝尔的勇敢，也没有像雅思贝尔斯那样抵制纳粹。但是，他们并没有像海德格尔那样主动邀宠。纳粹的文化清洗运动开始以后，大批知识人流亡国外。到1933年底，有才华、有声望的作家留在德国的寥寥无几，1912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剧作家格哈特·豪普特曼或许是个特例。处于巅峰期时的豪普特曼因其打动人心、展现贫困与剥削的剧作而享有盛名。在希特勒成为总理时，豪普特曼已年过七旬，早已过了创作巅峰。其时他继续写作，用行纳粹礼以及唱《霍斯特·韦塞尔之歌》的方式，极力公开表达拥护之意。但他没有成为纳粹党员，他的自然主义剧作经常因为所谓的消极态度而遭到纳粹党的抨击。有位匈牙利作家于1938年在拉帕洛与他见面时，听他发了一大串关于希特勒的牢骚。豪普特曼愤懑地说，希特勒毁了德国，不久还会毁灭世界。匈牙利人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离开德国。“因为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豪普特曼恼怒地大声说，“我是个懦夫，你明白吗?我是个懦夫。”[36]

胡贝尔撰写传单，呼吁德国人奋起反抗纳粹的暴政；雅斯贝尔斯抵制纳粹化的措施，失去公职被边缘化；格哈特·豪普特曼对纳粹虚与委蛇，却知道自己懦弱；海德格尔卖身求荣，助纣为虐……纳粹恐怖统治下的德国知识人，有着不同的而选择。如果说，胡贝尔令人敬佩、雅斯贝尔斯保持了良知和尊严，格哈特·豪普特曼的做法可以理解，那么，海德格尔的选择可谓无耻之尤。在公共领域，无论学者们对海德格尔委身纳粹和事后拒不道歉作何解读，他为纳粹张目，反犹主义的言论，就任校长期间的恶行，都是永远无法洗刷的污点。在私人领域，他对胡塞尔恩将仇报，在雅斯贝尔斯遭难时冷漠无情，又可见其人品极其低下。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恐怖政治并不少见。对知识人而言，如何安身立命就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希特勒上台后，大多数德国知识分子选择了流亡，以避免遭到专制权力的迫害。留在德国的知识分子，也因为不同的选择，书写了自己的人生。如果说，大多数人缺乏胡贝尔那样的勇气，那么，雅思贝尔斯对良知的坚守也值得嘉许。即便是豪普特曼这样的“两面人”，也好过丧失基本是非判断，堕落无耻的海德格尔。

人性经不起考验，但个人责任无法全部推脱。海德格尔逃过了法律的惩处，却逃不过历史的裁决。作的最底层本质，是为了实现各自的利益，各方都是为了自利。这些内容，有些人可能耻于言表，事实上，这是很正常的，也是理所当然的事，相反，如果不是为了实现正当利益，反而是不正常的，或者说，可能存在风险了，比如一些商业间谍等。

很多人的一般理解，合作就是有经济利益相关的来往，事实上，只要一个独立人与另外其他独立人的各种关联，在《现代人社会化的反应体系》中涉及生、名、权、利、情、感知满足、自我实现，任意一种或几种的关联，都可以成为合作，包括夫妻、师生、朋友、雇佣等等关系，都是如此。

其实，合作也可以套用佛家的一句话：菩萨行的是自利利他。个人认为，这话非常贴切和实际，第一，并没有把菩萨说的高高在上的形象，毕竟，菩萨本身就是人虚构出来的，它是人的一种“理想化”的“替身”而已，所以，菩萨本身也是自利的。第二，体现了菩萨比平常人更“善”的一面，因为，它在实现自利时，同时，实现了利他，就是我们常说的友爱互利，普度众生的具体表现。事实上，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合作的过程，换句话说，合作的原始出发点就是自利，合作只是实现自利的一种方式，相比于欺骗、抢劫等手段，通过合作的方式更容易被人接受和推广。

这时，可能有人会反驳，那些为了公益而做的捐赠行为呢，难道也是为了他们的自利吗？答案是，是的！因为，每个人对各种利益形式看待的严重程度不同，有人认为，钱最重要，为了钱，可以放弃名誉，感情……;但有些人认为，名最重要，为了名，可以舍弃生命，金钱等等其他形式的利益；所有这些情况的例子举不胜举，相信各位读者自己也可以想到很多现实的案例。然后，回到上面的问题，那些做公益和无偿捐赠的人，他们把“名”或者“自我满足”看的比钱重要，什么意思？他们是通过捐赠或做公益的方式，实现成“名”或“自我满足”，因为这个过程，对他们而言，是“赚”的，是值得的，所以，对当事人而言，是有利的，就是自利的。

所以，所有的社会性行为，对个体而言，都是基于自利为最基本的出发点展开的，这是客观上和主观上的事实，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事实上，只有这种以自利为出发点的动机，才会让社会发展，是最最根本的原动力，而且，这种自利性最强，社会发展速度越快，当然，前提是同时实现利他。

总结，合作的本质是，利用合作方各种形式的资源，实现自利，高手是在实现自利的同时，实现利他。所以，合作，最底层的本质是为了实现自利！

[1]李工真《文化的流亡》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2]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4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16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4]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39-14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5]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49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6]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7]李工真《文化的流亡》66页，人民出版社2010年8月版。

[8]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51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9]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16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10]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2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1]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50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12]理查德·沃林《学术与政治：海德格尔的“纳粹问题’’》，《开放时代》2000年11期。

[13]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11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4]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3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5]理查德·沃林《非理性的诱惑》113-12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6]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49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17]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15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18]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49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19]单世联《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497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15年9月版。

[20]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17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1]张国清《卡尔·施密特：海德格尔和纳粹关系的参照点》，《开放时代》2000年第7期。

[22]倪梁康《一时与永恒——海德格尔事件感悟》。

[23]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30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4]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310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25]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31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6]在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曾三赴西西里岛叙拉古，希望规训皇帝，但徒劳无功。

[27]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21页，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版。

[28] T．罗克莫尔《雅斯贝尔斯与海德格尔：关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世界哲学》2013年第4期。

[29]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51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30]李雪涛《相顾应尽一生期》，《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

[31]李雪涛《雅斯贝尔斯对德国战争罪责的认识》，《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1期。
[30]李雪涛《相顾应尽一生期》，《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

[31]李雪涛《雅斯贝尔斯对德国战争罪责的认识》，《政治思想史》2021年第1期。

[32]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31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3]李雪涛《相顾应尽一生期》，《现代哲学》2011年第6期。

[34]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271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5]伊冯·谢拉特《希特勒的哲学家》286页，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7年7月版。

[36]理查德·J.埃文斯《第三帝国的到来》441页，九州出版社2020年2月版。

关心他人的命运，就像在关心自己一样。
看见命运的细节，就如在照看自己一样
有一个词，叫“且听历史无声处”。
什么意思？
就是我们看剧看书知晓历史，书中写尽王侯将相才子佳人。
我们在哪？
在一笔带过的那一句。
呼兰讲过一个段子：
我小时候，梦想其实比这个还大，我想成为英雄。
我看了三国，觉得长大后能成为刘备那样的人物。子孙拿着那本史书说什么？刘备率军攻打襄阳二十多万。是祖父刘备，大英雄。
长大后，我发现我是艺术家中的无名之一。后人拿着那本史书，看到刘备率领二十多万大军攻打襄阳，就说：“你爷爷是刘备吗？”
“不，那二十多万里有你爷爷吗？不，不要着急，往下看。刘备率领20多万军队攻击襄阳，10万人民流离失所。”。
再一次的。都不去纠结“10万流民”，只关注经由演义塑造出来的君王。这像另一层的反讽。
我们为什么要感受他人？时代最自卑时，大家人海无名里。”
伯陵说：

国庆期间重读《资治通鉴》，把东汉到三国的历史进程重新梳理一遍，和大家聊聊。

全文共1.6万字，分成两篇发吧，

这是第一篇。

1

公元102年，《一人灭五十国的班超》自西域回朝，完成一个生命的轮回，东汉也因30年南征北战的赫赫声威，开始最辉煌的时光。

那时东汉的疆域西抵葱岭、北至大漠、南到越南、东达朝鲜半岛，境内土地730万顷，户籍人口5300万，民生富庶安乐，号称“永元之隆。”

而在外交方面，东汉的声威远播波斯湾，可谓威震天下四夷宾服。

这是中国的荣耀，也是汉和帝的荣耀。

但世事从不完美，汉和帝将东汉推向极盛的同时，也因为联合宦官诛灭外戚窦氏家族，一手扶持起宦官势力，开东汉重用宦官之先河。

此后百年，东汉的政治舞台就是外戚和宦官的二人转。

汉和帝死后，邓太后临朝称制16年，重用邓氏外戚治国理政。邓太后死，汉安帝联合宦官诛杀邓氏外戚夺权，宦官成为东汉政权的话事人。

宦官拥立的汉顺帝死后，外戚梁冀独掌权柄，公卿升降皆一言而决。梁冀拥立的汉桓帝不甘大权旁落，便和宦官诛灭梁冀，东汉政权又回到宦官手里。

国家稳定发展的核心是朝廷稳定传承，在外戚和宦官互相夺权的大环境下，东汉的政经环境动荡不休，导致国势江河日下。

那个民生富庶四夷宾服的大汉，只能在故纸堆里留下存在过的痕迹。

当然了，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不代表东汉皇帝都是任人摆布的傀儡，事实上有些皇帝是非常不错的，虽然称不上明主，但绝不是昏君。

刘备和诸葛亮“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的汉桓帝、汉灵帝，就有两个典型的故事。

公元159年，汉桓帝曾问侍中爰延：“朕是什么样的皇帝？”爰延说：“陛下任用贤臣能治政，任用宦官能乱政，所以陛下可以为善，也可以为非，属于汉朝中等皇帝。”

对于皇帝来说，赞美不绝对等于绝对不赞美，爰延这样的回答，属于不给皇帝面子。

但汉桓帝欣赏他的刚直性格，并没有怪罪爰延，直接升为五官中郎将，后来亲自提拔为九卿之一的大鸿胪，主管宗室、诸侯和外交事务。

能听得进去话，能明辨是非，汉桓帝不差。

公元188年，汉灵帝在洛阳大阅兵，完事后问讨虏校尉盖勋：“卿以为朕今日军威如何？”盖勋也不客气：“贼寇在边境，陛下却在洛阳阅兵，根本不能彰显武功军威，只是穷兵黩武罢了。”

这不是驳汉灵帝的面子，简直是否定阅兵的政治意义，但汉灵帝反而称赞盖勋：“恨见君晚，群臣初无是言也。”

被大臣否定了，还觉得发现了贤臣，这样的皇帝，怎么也谈不上昏君吧？所以盖勋转身就和袁绍说：“上甚聪明，但蔽于左右耳。”

说完这句话，盖勋便下定决心，要和袁绍一起诛灭宦官。但盖勋不知道，这次诛灭宦官的行动，直接导致东汉灭亡，过程原因我们后面会说到。

回到前文，既然“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的两个皇帝，都是明白事理的人，为什么不能力挽狂澜呢？

其实这是封建王朝不可避免的痼疾。

历朝历代的开国皇帝往往起于基层，要么是汉高祖刘邦这种管十里地的亭长，要么是朱元璋这种农民/乞丐崛起，即便世代公卿的李世民，也是亲自指挥唐军打天下。

在开国的过程中，他们在生死中得到极大的考验，便磨练出治国统军的本事，不管他们的性格是豁达、奔放还是雄猜，军政能力毫无疑问是同时代的第一人。

否则的话，凭什么他们来开朝建国，凭什么他们的子孙坐拥万里江山？

这些开国皇帝的崛起过程，非常符合“猛将发自卒伍、宰相起于州部”的要求。

但随着打江山的时代过去，后世皇帝都成长于深宫妇人之手，一辈子难得出宫，更不用说和三教九流打交道了，于是这些皇帝都丧失了祖先的能力，成为不知真实世界为何物的傻白甜。

所以皇室也好、门阀也罢，后代出现“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是常态，出现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才是偶然。

汉桓帝和汉灵帝都是少年懵懂的时候，被外戚和宦官请到洛阳，拥立为皇帝，从此远离真实的世界，即便他们再聪明，能力天花板也是很低的。

而且两个皇帝藏在深宫，能接触到的人也有限，无非是外戚、宦官、士族大臣，那么皇帝必然处在信息茧房，以为皇宫的一切就是东汉的一切。

这样的皇帝，根本不可能力挽狂澜，这就是历史的进程造成的必然结果。

那皇宫里的一切是什么呢？

权力。

东汉没有科举制度，不能源源不断的制造根基薄弱、依赖皇权的文武官员，大臣都出自察举制培养起来的士族豪强。他们的第一倾向肯定是维护家族利益，其次是维护朝廷的利益，根本不可能以某个皇帝的利益为核心利益。

所以这帮人可以用来治国，但不能用来夺权。

皇帝要收拢权力，只能借助有共同利益的母族/妻族外戚，以及陪自己长大的宦官。

于是东汉百年来始终是外戚和宦官唱二人转，大臣们随风摇摆，谁赢帮谁。

这样的东汉政局，身处权力核心的所有人都没有安全感，外戚不满意、宦官不满意、士族大臣更不满意。

他们都在想办法，让自己得到安全感。

汉桓帝和汉灵帝时期发生的两次政变，便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第一次政变间接催生了“黄巾起义”，第二次政变直接造成“董卓进京”，东汉王朝彻底分崩离析。

2

公元165年，汉桓帝废邓皇后，准备重新册立皇后。

汉桓帝非常宠爱民间出身的采女田圣，想册立田圣做皇后，这么做一来可以满足自己的心意，二来田圣的家族没有根基，可以避免外戚干政。

但是太尉陈蕃不同意汉桓帝的意见，陈蕃觉得田圣的家族卑微，配不上皇后的地位，极力推荐贵人窦妙做皇后。

陈蕃很有名，王勃在《滕王阁序》里写到过——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榻。

窦妙出身于扶风窦氏，东汉开国功臣窦融的后代，“燕然勒石”的大将军窦宪的同族，家族势力盘根错节，更重要的是，窦妙的父亲窦武是已经士族化的官员。

这样来看，陈蕃的意思是不是很明显了？

窦武脱离武将习气，已经士族化了，那么必然和士族保持同样的立场。一旦窦妙被册立为皇后，按照东汉的政治传统，汉桓帝死后，窦武做为外戚必然是大将军录尚书事，掌握东汉最高权力。

一个掌握最高权力，又和士族保持一致立场的外戚，便是陈蕃梦寐以求的政治盟友。

陈蕃极力推荐窦妙做皇后，目的就在这里。

而且陈蕃推荐窦妙的同时，大量朝廷官员也上书，不同意册立田圣做皇后，要求册立窦妙这种门第显赫的女子。

事情做的这么明显，要说士族大臣没有串联，那就见鬼了。

汉桓帝没有嘉靖“大礼议”的能力，便向陈蕃和大臣妥协，册立窦妙做皇后，封窦武为城门校尉、槐里侯。

册立窦妙为皇后，是外戚和士族结盟的标志性事件。

他们结盟的唯一目的是诛杀宦官，明线上实现治国平天下的政治抱负，暗线上夺取朝廷权力，保护士族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窦武识相，就彻底加入士族分享权力，如果窦武不识相，士族们便踢开窦武独掌权力，直接从东汉过渡到士族掌权的西晋。

当然了，士族要诛杀宦官，利益增殖的天然属性只是一方面的原因，另一方面确实是宦官的政治能力太低劣了。

随便列举一些宦官的劣迹：

中常侍侯览的哥哥是益州刺史，残暴贪婪，在益州积累了亿万家财，被征回洛阳时装了300辆车，都是金银锦帛。

中常侍左悺的哥哥是九卿之一的太仆，封南乡侯，利用职务之便贪污无数钱财，并且放纵宾客打家劫舍。

中常侍管霸、苏康派人到郡县，依仗权势贱买良田美宅，谁敢过问就是谁的错。

中常侍徐璜的侄子徐宣是下邳县令，想娶原汝南太守李嵩的女儿，李嵩拒婚以后，徐宣带人闯入李嵩家，绑走姑娘以后残忍杀害。

小黄门张让的弟弟是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经常做一些破家灭门的勾当。

如此等等。

这些宦官是汉桓帝的亲信，他们做官的亲戚，是汉桓帝的皇权延申到地方的重要途径，结果宦官集团不上道，以官员身份做土匪，典型的官盗。

所以士族和宦官，不仅是争夺工作岗位的权力斗争，增殖利益的经济斗争，更是“治国”和“乱国”的路线斗争。

这种程度的斗争，不激烈才见鬼了。

陈蕃和窦武的谋划很好，士族感觉局势明朗，胜利很快到来，于是在汉桓帝去世前就开始做准备工作。

公元166年，洛阳的3万太学生在名士郭泰、贾彪的号召下，感觉东汉的国势不稳，必须和名高望重的士族官员站在一起，诛除宦官、重整朝政、还大汉朗朗乾坤。

他们给士族官员们唱赞歌：“天下楷模李元礼、不畏强暴陈仲举、天下俊秀王叔茂。”

李元礼是留下“跳龙门”典故的李膺，时任位高权重的司隶校尉，陈仲举是陈蕃，时任三公之一的太尉，王叔茂是做过南阳太守的王畅。

太学生给士族官员唱赞歌，士族官员和太学生联合，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

这是士族官员和知名学者直接发起的学生运动，要借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掌控社会舆论，形成“谁不服打谁”的恐怖风气，进而逼迫朝廷，达到诛杀宦官的政治目的。

当时有句话：“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你感受一下威力有多大？

甚至当年春夏大雨连绵，影响了农业耕种，他们也说成是大臣作威作福导致的。这里的大臣，当然不是士族官员，而是皇帝的亲信宦官。

士族大臣和宦官都有了队伍，大战一触即发。

公元166年，南阳太守成瑨逮捕富商张汎，此人和宦官的关系极深，但成瑨不管，定罪名杀掉张汎家族200多人。太原太守刘质逮捕为非作歹的小黄门赵津，杀之。徐璜侄子徐宣的罪行爆发，东海相黄浮立即逮捕徐宣，斩首于闹市。中常侍侯览家族残害百姓，山阳太守翟超扒掉侯览家族的豪宅和祖坟，家产全部充公。

这四件事都是士族大臣镇压宦官亲信，被宦官视为士族大臣挑起的全面战争，而汉桓帝也认为，攻击宦官就是挑战皇权，是可忍孰不可忍？

于是成瑨、刘质死在监狱里，翟超、黄浮剃发为奴。

这样的结果，士族大臣当然不满意，司隶校尉李膺更耿直：“皇帝不让杀宦官，我偏杀给你看”，随后便把和宦官有关系的方士张成逮捕杀掉。

紧接着宦官向汉桓帝告状：

“李膺和太学生同气连枝，并且在州郡拓展影响力，已经组成庞大的势力。”

士族大臣杀宦官是挑战皇权，结党更是皇帝的大忌，汉桓帝大怒，下令郡国逮捕党人200余人，全部罢官回乡，禁锢终生。

这就是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士族大臣和宦官的第一次斗争全面失败。

此后“党锢之祸”被认为是汉桓帝昏庸的象征，但换位思考一下，如果你是汉桓帝，遇到这样的事，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

保护宦官镇压党人，江山还是自己的，保护党人镇压宦官，恐怕自己就被架空了。

在这次士族和宦官的斗争中，陈蕃、窦武都巧妙的避开了，他们在等待机会，进行一次彻底的清算。

公元167年12月，汉桓帝驾崩于德阳殿，士族的机会到了。

因为汉桓帝没有留下子嗣，皇后窦妙临朝称制，成为决定下一任皇帝的人。窦妙召父亲窦武、侍御史刘鯈问谁继位合适，刘鯈说解渎亭侯刘宏最合适，于是窦妙便决定立刘宏为皇帝。

刘宏便是汉灵帝，那年才12岁。

公元168年正月，陈蕃升任太傅，窦武以外戚和拥立的双重身份，从城门校尉升任大将军，封闻喜侯，窦氏子侄共掌机要兵权，二人与司徒胡广共录尚书事，也就是东汉的日常事务，他们三人说了算。

今日大权在握，再想想“党锢之祸”的耻辱失败，窦武和陈蕃不禁热血上涌，此时不报仇更待何时，诛杀宦官彻底结束这一切吧。

陈蕃一定庆幸3年前的决定。

支持窦妙做皇后，果然换来外戚和士族共进退，而窦妙也感激陈蕃的支持，临朝称制以后，将政务都交给陈蕃和窦武，基本不亲自过问。

但窦妙毕竟是后宫寡妇，不可能整天和士族大臣们混一起，宦官自然是离不开的，为了自己的安全以及日常生活，窦妙便经常赏赐宦官。

这就戳到陈蕃和窦武的痛处：

“我们要诛杀宦官，太后怎么能亲近宦官呢，万一宦官得势，或者皇帝长大联合宦官反杀我们怎么办？”

邓、梁、窦氏外戚的鲜血，党锢之祸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

于是窦武和陈蕃给窦妙上书：“曹节、王甫等操弄国权，祸乱海内，今不诛之后必难图，宜悉诛废以清朝廷。”

注意看，宜悉诛废的意思是全部杀掉，一个不留。

宦官是封建王朝必不可少的部分，全部杀掉显然不可能，要整顿朝纲，只需杀掉犯罪的宦官即可。

太后窦妙明白这个道理，便不同意陈蕃和窦武的意见，而陈蕃和窦武已经被百年来的血腥政治搞怕了，一定要杀掉全部宦官，他们才能安心。

于是陈蕃和窦武一次次上书，太后窦妙一次次驳回。

经过几个月的扯皮，陈蕃和窦武的耐心逐渐耗尽，决定撇开太后窦妙独立行动，即发动诛杀宦官的政变。

熟悉三国的朋友肯定看明白了，陈蕃和窦武的行动，其实就是袁绍和何进的预演。

窦武和陈蕃提拔朱寓为司隶校尉、刘祐为河南尹、虞祁为洛阳令、小黄门山冰为黄门令。这份人事任免，基本控制了首都的关键岗位。

一切部署妥当，随时可以发起致命一击，但就在这个时候，变故突然发生了。

9月的某天，窦武下班回家，宦官朱瑀发现了窦武和陈蕃的奏章，知道他们要诛杀所有宦官，大怒：“中官放纵者，自可诛耳，我曹何罪，而当尽见族灭？”

这句话是大部分宦官的心声。

宦官进宫也是混口饭吃，你们要杀人也得符合东汉基本法，有罪便杀无罪释放，怎么能全部杀掉呢？我们招谁惹谁了？

于是，宦官当夜便歃血为盟，决定反击陈蕃和窦武，以及满朝的士族大臣。

宦官们拟定了口号：“陈蕃、窦武准备废立皇帝，属于大逆不道”，然后挟持汉灵帝到德阳殿，软禁太后窦妙，用玉玺调动军队逮捕陈蕃、窦武。

这时已是深夜，陈蕃在办公室休息，听说宦官调动军队抓人，便带领80多名官吏持刀反击，被新任黄门令王甫逮捕，送到监狱杀死。

窦武听闻宫中出现变故，便跑到侄子窦绍的步兵营举兵对抗，宦官则发布诏书，命令名将张奂领禁军攻窦武，第二天上午，窦武兵败自杀。

至此，用半年时间准备诛杀宦官的外戚、士族领袖，被宦官用一夜时间反杀。

而后窦武家族被流放日南郡（越南），太后窦妙迁居南宫，窦武和陈蕃举荐的士族大臣、门生故吏，要么自杀，要么被宦官禁锢终生，一辈子不准出仕做官。

此后20年宦官一手遮天，原本想和士族分享利益的外戚销声匿迹，原本想独掌政权的士族郁郁不得志，东汉从三足鼎立变成宦官一柱擎天。

史书写道：“于是群小得志，士大夫皆气丧。”

其实也可以理解。

士族大臣本应该是国家政权的主体，结果却在宦官和外戚斗争的时候，被迫随风摇摆，和外戚结盟准备诛杀宦官，却被宦官反杀，一败涂地。

换做你是士族大臣，恐怕也不会甘心。

这股气一直憋在士族大臣的心里，他们依然在潜伏，等待着机会再次降临。

窦武、陈蕃和宦官的斗争，看起来和三国没关系，但这次政变以及窦武、陈蕃的命运，给后来者造成巨大的心里震动。

20年后的下一场政变中，一切外人看来不合理的行为，其实都能在窦武和陈蕃的命运里找到影子。

3

在班超经营西域到董卓进京的百年时间里，很多士族在政治斗争中灰飞烟灭，但汝南袁氏深谙政治斗争的精髓，不论洛阳如何风云变幻，始终屹立不倒。

不仅没有倒，汝南袁氏连续4代人出任三公的高职。

例如袁安在汉和帝年间担任司徒、第三子袁敞做了司空、孙子袁汤做了太尉、曾孙袁逢做了司空、袁隗做了太傅，第五代便是袁绍和袁术。

除了直系子孙以外，那些袁氏的旁系成员也纷纷出任太守、中郎将、郎中等显赫职位。

这份履历，相当于某个人45年便成为五大书记之一，然后每次换班子都有后人成为常委，到现在已经深耕了4代人。

当然，这只是简单的类比，我们现代中国没有这样的人，但汝南袁氏利用人才察举制和经济庄园制，却实实在在的做到了。

汝南袁氏不仅以名望成为士族领袖，也凭借4代高官提拔、联姻、结交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吏，成为影响东汉走向的关键家族。

《三国志》里说：“自安以下，皆博爱容众，无所拣择。宾客入其门，无贤愚皆得所欲，为天下所归，由是势倾天下。”

汝南袁氏的势力有多么煊赫，你感受一下？

到了东汉末年的汉灵帝时代，袁隗是汝南袁氏的大家长，同时也是士族大臣的领袖，而袁绍做为袁氏新秀，更是青出于蓝。

袁绍继承了祖上博爱宽容的风格，年轻时在洛阳隐居，“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和曹操、张邈、何颙、许攸都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

这些人里，曹操是宦官之后，许攸是名士，张邈和何颙是“党锢之祸”的重要人物，尤其是何颙，和陈蕃、李膺的关系很好。

从这里就能看出来，袁绍结交人物是有选择的。

和曹操交好，关键时候可以和宦官牵线搭桥，和张邈、何颙交好，可以和受迫害的党人联络，和许攸交好，可以和人身自由的士人保持关系。

方方面面，袁绍都照顾到了。

袁绍结交的这些人，长辈袁隗肯定是知道的，甚至是默许鼓励的。

那时袁家的政治分工应该是，袁隗在朝为官，维护明面上的家族声望和政治影响力，袁绍在野隐居，收拢暗线上的人才和势力。

那么袁家要做什么已经很明显了，一旦机会到来，袁家做为士族领袖，要扛起先辈“诛灭宦官”的大旗，彻底清算百年历史。

这个问题，可能宦官也发现了。

中常侍赵忠就问：“袁本初坐作声价，不应呼召而养死士，不知此儿欲何所为乎？”

史书上说，这是赵忠和宦官们说的话，但我觉得，应该是赵忠专门放出来的风声，用来敲打袁绍以及汝南袁氏代表的士族，否则的话，简简单单的一句吐槽，不可能闹得满城风雨。

所以袁隗听到赵忠的话，立即数落袁绍“汝且破我家”，意思是现在还不是时候，低调一些，赶紧找份正经工作掩人耳目吧。

于是袁绍加入大将军何进的幕府，成为重要幕僚。

2

何进是公元184年做大将军的。

那年“黄巾起义”爆发，起因是农民受不了地方苛捐杂税的盘剥，尤其是宦官亲信任职的地方，盘剥非常严重，而党人看不到翻身的希望，有些党人和黄巾军勾通，准备颠覆汉朝谋求翻身。

汉灵帝火速提拔何皇后的哥哥、河南尹何进为大将军，命令他率领左右羽林、五营营士镇守京师，并且任命函谷、太谷、孟津等八关都尉，做为洛阳的外围防御圈。

至于出征平叛，则由北中郎将卢植、左中郎将皇甫嵩、右中郎将朱儁挂帅。

至此，何进这个南阳屠户的儿子，依仗何皇后的关系，成为东汉新一代的外戚领袖，而袁绍进入何进的幕府，其实是士族领袖和外戚领袖结盟，和陈蕃、窦武结盟是不同时代的同一件事。

那为什么以前的皇后都出自名门望族，唯独汉灵帝的何皇后，出自南阳屠户之家，做成汉桓帝没做成的事？

因为经过百年的血腥杀戮，宦官也怕了，而且独掌东汉政权20年，宦官已经惹得天怒人怨，丝毫没有声望可言，宦官想和外戚结盟，共同镇压士族分享天下。

所以洛阳宫廷选采女进宫的时候，宦官郭胜在南阳选了根基薄弱的美少女何氏，进宫后一路送到汉灵帝的床上，最终得到汉灵帝的宠爱。

这是宦官的外戚养成计划。

而且宦官选中的美少女，肯定不止何氏一人，只是因为何氏的肚子争气，于公元176年生下皇子刘辩，从而才成为宦官的重点押宝对象。

也正因为如此，何皇后杀掉皇子刘协的母亲王美人，汉灵帝要废皇后，宦官们才各自掏出数千万家财送给汉灵帝，要保住何皇后的地位。

如果汉灵帝废了何皇后，那宦官们的外戚养成计划便夭折了，这就是后来中常侍张让和何进吐露心声时说的：

“但欲托卿门户耳。”

东汉走到这里，已经出现了一个四角关系。

第一，皇帝要坐稳江山，必须重用宦官及其爪牙，做为皇权的延申。

第二，宦官要保证地位和权力，必须和外戚结盟，共同镇压士族分享天下。

第三，百年血腥杀戮，尤其是窦武和陈蕃的结局，让外戚面对宦官没有安全感。

第四，士族累积了百年的怨气，对宦官恨之入骨，时刻准备借外戚之力扳倒宦官，然后一脚踢掉外戚，彻底清算历史旧账。

于是汉灵帝明知宦官作恶却不整治，宦官培养了何氏外戚，大将军何进重用了袁绍，汝南袁氏做为士族领袖却投入何进门下。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个四角关系是东汉末年解不开的结构性矛盾，汉灵帝在的时候可以勉强和平共处，一旦汉灵帝去世，便是外戚、宦官、士族决战的时候。

而这次决战是东汉百年矛盾的总爆发，直接打碎了东汉的江山。

这篇算做前戏铺垫，下一篇明天发……